作者： 孙行之
[
虽然在账本涉及的6年时间里，董士沅极少去上海，但袁为鹏觉得，他“基本上就像一个上海商人”。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他对饮食的记录，充满南方特色，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水产，有鱼、虾、蟹，尤其爱吃白鱼和价格不菲的对虾。他的行事风格也更接近“南方人”——精明、节俭又十分讲究面子。
]
袁为鹏脑海里有一张不露脸的照片。他就像侦探推理片里的侧写专家，根据蛛丝马迹，一步步触摸到人的性格、经历、身体状态和内心世界。不过，他的本意并不在此。他希望了解的是民国时期中产阶层的生活情况，以及抗战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影响。因缘际会，一个与他相隔百年，名叫董世沅的人成了他了解这些问题的抓手。随着两篇学术论文诞生，他与这位货栈掌柜的生活世界也意外地贴近了。借由他，袁为鹏甚至能够闻到街上烧鸡铺子飘出的香味，听到古镇茶馆里飘出的悠扬小调，街边水果摊贩的吆喝，和突如其来的爆炸声。
这一切都缘起于一部偶然落入他视野的账册，那是他的朋友黄英伟从古玩市场买来的。两大本账册共290多页，乍一看就是两本中等厚薄的旧书。见过许多账册的袁为鹏觉得它
“外观很普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1936~1942年2月间，它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主人董士沅，上面记录了6年间共2000多笔收入和支出，平均每月42条。账册是当时通行的“腰格通天条”账式，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从买水、买盐、交通、娱乐到人情往来，事无巨细，董士沅一一记录在册，而且笔迹工整清晰，几乎没有涂改。
两位学者立刻意识到，这是不可多得的反映抗战时期普通人生活的史料。经济史学者对近代企业家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身上，比如张謇、卢作孚、荣德生等，对普通中小业主和中层管理者的研究则相对匮乏。除了小说《子夜》中的吴荪甫等能给人留下一点印象之外，学界少有专门的研究。而且，此前对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信函、日记等材料，很少会有人专门从账本入手做研究。
黄英伟和袁为鹏在咖啡馆待了整整3天，把账册里的记录一条条读出来，录入电脑。基于这些资料，两人又在咖啡馆讨论了好几天，终于合作完成了《民国中产阶级账本》一书。可就在出版前一个月，41岁的黄英伟不幸因病逝世。
一个精明体面的民国中产
去年夏天，袁为鹏完成了从北京到上海的漫长搬迁。在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之前，他与黄英伟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如今，袁为鹏一家三口住在交大青年教师宿舍的一套两居室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9个简易书架上放满了书。这是他藏书的1/5，都是这学期上课要用的参考书，其余80多箱依然滞留在北京。
研究董士沅，他陆续用了两年时间，看的资料上百种，文献逾100万字。但董士沅迟迟没有露出他的脸。他的长相已经淹没在时间里，无法从史料档案中找到。而且，因为账册里出现了同音不同字的几个名字，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已经无法完全确定。但在某种程度上，袁为鹏对他的了解又是具体而微的，甚至超过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一个毫无不良嗜好的人”“一个十分精明讲究的人”“一个受非常传统的中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可能有皮肤病”“十分爱干净，甚至有点洁癖”，等等。在家中书架前，袁为鹏缓缓道出他对董士沅的印象。
不同于日记和通信能够记述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在账本上，董士沅只是近乎刻板地一笔笔记录着每天的花销，只有在遇到重大变故时，才偶尔写下自己的心情。但账本也有优势，那就是它客观、细致并且连续性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
历史地理学博士出身的袁为鹏用他的考据功夫，通过当时的交通情况、地理环境、账本记录的几次旅行行程及费用，框定了董士沅的迁徙轨迹。他的家乡是江苏常州武进县湟里镇，工作地是以烧鸡出名的安徽古镇符离集。他频繁来往于家乡和工作地，每次都要在南京转车。抗战爆发，董士沅曾到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总部述职，说明他供职的商号总部在上海。账册里多次出现“符栈”的记录，说明商号在符离集镇有一个货栈。从他宴请员工的习惯、交际的礼单、交往的朋友、收入情况以及到上海述职的行为来看，董士沅应该是那个货栈的负责人，类似于掌柜的角色。
通过对账册记录的汇总测算，袁为鹏推知董士沅平均每月的工资收入是46元。当时，上海普通的技术工人工资不足20元，董士沅的工资水平大约和最低级的公务员或普通中小学教师相当。但工资并不是董士沅收入的全部，他还有投资收入、利息以及房租，这样算下来，他每月的收入能达到103元。但即便算上这些，他的收入还是略低于当时大学的助教。“算不上富有，但能够维持他中产的体面生活。”
虽然在账本涉及的6年时间里，董士沅极少去上海，但出生于湖北、在北京住了19年的袁为鹏觉得，董士沅“基本上就像一个上海商人”。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他对饮食的记录。袁为鹏发现，董士沅食谱很广，尤其在战前，吃东西更是讲究，而且充满南方特色。比如，他饮食中很大一部分是水产，有鱼、虾、蟹，尤其爱吃白鱼和价格不菲的对虾。
董士沅的行事风格也更接近于“南方人”——精明、节俭又十分讲究面子。有件事令袁为鹏印象很深。抗战爆发后，董士沅从符离集逃回家乡避难。“一般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都是直接回老家了”，但董士沅不是，他回到常州后，先是在镇里的大酒店住了一晚，安顿自己，又为家乡大人、孩子买了许多礼品，才施施然返回家中。
作为一个货栈掌柜，董士沅似乎时时处处都会体现出应有的派头。他定期给为他倒便桶的学徒赏钱，出行就叫人力车，如果上街买西瓜、大米这样比较重的东西，他就雇一个脚力为他提回家。“这并不是因为他提不动，只是因为他是个有一定身份的人，在大马路上提着重物，会显得狼狈，和他的身份不符。”袁为鹏说。
同时，董士沅又十分节俭。遍览账册，袁为鹏发现，董士沅几乎没什么嗜好，电影都不怎么看。生活支出一分一厘都算得十分清楚，唯一的消遣就是洗澡、修发和在茶馆休闲。“他在茶馆喝茶会消费不少水果和零食，从反映当时人生活的一些资料中推测，当时的南方茶馆里面可能会有说书、评弹等艺术活动可供欣赏。”账册里偶尔还出现“陪客人手谈”的记录，说明他有下围棋的爱好。
折射出许多城镇移民的生活
1936年阴历十月三十日，董士沅罕有地在账册中记下了他的心情：“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那一天，董士沅的父亲去世了。即便是日夜兼程往回赶，他也没来得及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对这种背井离乡的状态，尤其是亲人去世来不及回家的心情，18岁便从老家到北京上大学的袁为鹏感同身受。与董士沅一样，当年他得知父亲病危，当即买火车票回家，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袁为鹏很关注董士沅对家乡的态度，觉得相比于自己，“董士沅和老家的联系更密切，他回乡的次数是很多的，每次回家，大都是因为家人和亲友的各种红白喜事，如岳母寿诞、丧事、父亲生病等”。但即便在乡间有很多社会关系，董士沅依然很难真正回归乡土了。从账册的支出看，每次下乡，董士沅从不在村里住，而是住在镇里的宾馆，宁愿每天掏钱雇车来往于乡下老家和镇上的宾馆。他总是在镇上吃完早点再去乡下，还会自带开水、咸菜和鸡蛋，“可见是几乎不吃村里的东西”。这样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返乡时却拒绝了乡间的食物，让袁为鹏感到有些费解。他不由想到了《围城》里，城市知识分子方鸿渐、李梅亭一行人路过乡间旅店，见到环境脏乱，连肉都生蛆的细节。“那时候的城乡差别要比我们现在厉害。”
根据既有的研究，民国时期常州一带丧葬礼仪繁多、花费很大，一次殡葬有时可能使一户中等资产人家破产。董家的丧葬过程也极其漫长和繁琐，从最初的入殓、出殡到筑墓立碑，历时数年，花销很大。仅仅葬仪一项，就花了98.81元，大致相当于董士沅战前的月收入。这笔钱先由董士沅垫付，之后，他弟弟前后分四次支付了他48.47元。这样算起来，在外工作的长子董士沅只比在乡间务农的弟弟多出了一点点钱。“董士沅的经济条件可能比弟弟要好得多，他讲究的是亲兄弟，明算账。”根据董士沅的记录，父亲病危前曾和弟弟大吵一架，所以袁为鹏认为，另一种可能是董士沅为此对弟弟一肚子气，就把账算得很清楚。
“他是受非常传统中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很重视家庭伦理，也善于经营，具有很高程度的经济理性。”比如，抗战爆发前夕，董士沅就早早把自己住的房子简单装修后租了出去，然后自己租了一间小而破旧的房子住。这样一来，每个月可以多出10元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初级工人的月工资。
在这个民国“中产”身上，袁为鹏看到了种种“新旧交织”。父亲病重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去医院看西医，自己也经常到医院挂号看病，还做过手术。同时，他也笃信中医，经常购买各种中药。他还很相信风水堪舆，账册里经常出现他请人算命看相、看风水的记录。他也是个有一定精神追求的人，买了许多书，尤其是抗战期间，书价便宜，他更是大量购书，其中既有算术、铁道史、英语方面的西学书籍，也有《诗经集对》《左传》《史记》《官场现形记》等文史类图书，还有《心经》《命理探源》等宗教玄学读物。
（李显杰 ）
加载中,请稍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