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稳步恢复，外贸出口保持较高增速，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逐步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受疫情、汛情和国际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风险挑战增多。笔者认为，准确认识和判断当前的金融风险形势，要注重把握发展与安全、治标与治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将辩证思维与系统观念结合起来。
如何认识和判断当前的金融风险形势？
目前，总体来看，我国金融领域宏观风险大于微观风险，局部风险大于整体风险。宏观上，国内零星散发疫情、局部汛情对我国经济恢复形成阻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推高成本，中下游企业经营困难，消费投资等内需动力恢复缓慢，供给需求双收缩态势短期难以改变。2021年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4.9%，尽管存在基数效应，但仍低于预期。微观上，受供给需求多种因素制约，今年以来我国PPI与CPI“剪刀差”不断拉大，9月份差达到10个百分点，上游价格往下游的传导不畅，中小企业成本上升较快，利润被挤占和侵蚀，生产经营困难，诱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数据表明，我国上游企业利润占比从2020年7月6.5%升至2021年3月9.3%，中游企业利润占比从27.6%升至35.4%，下游企业利润占比从65.9%降至55.4%，目前仍有恶化趋势。
从内部看，金融风险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个别行业、个别领域和个别企业风险与金融风险多点交织。如，随着房地产调控深入，“三条红线”“两个集中度”等多种政策集中碰头，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加大，风险逐渐暴露，个别大型房企经营困难，住房不能交付风险、债务违约风险与行业信用风险相互传递明显。又如，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经营困难，2021年二季度央行评级显示，4000家受评中小银行机构中，高风险城商行占比10%，高风险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占全部高风险机构93%。再如，绿色低碳转型目标下，受能源双控政策等影响，火电、水泥等传统行业亏损压力增大，风险可能会向金融机构传导。若金融机构为规避“棕色”资产搁浅，“一刀切”抽贷、断贷，可能增大金融体系转型风险。另外，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由2020年末279.4%回落至2021年二季度274.9%，但结构性分化特征明显，居民部门（72%）和企业部门（158.1%）杠杆率较发达经济体仍然较高，个别地方债务负担有所加重，偿债压力较大。
从外部看，主要经济体通胀预期加强，世界经济复苏分化，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根本性风险因素。2020年4月以来，国际大宗商品连续19个月上涨，CRB大宗商品现货价格综合指数涨幅为92%，月均上涨7.8%。受此影响，2021年1月至9月美国CPI从1.4%上涨至5.4%，欧元区HICP从0.9%上涨至3.4%，英国CPI从0.7%上涨至3.1%，远高于2%的目标值，引发了市场对通胀预期的担忧。经济快速恢复、通胀持续高位徘徊促使发达经济体央行开始释放货币政策转向信号，美国宣布于11月开启减债，预计2022年步入加息通道，欧洲PEPP购债速度已放慢并于2022年3月结束，英国、加拿大等央行也已或正考虑退出量化宽松，成为推动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因素。
需全面、辩证和长远地看待当前金融风险
当前金融风险是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叠加、内生与外部因素共振的结果。应该看到，当前的金融风险是过去20多年积累形成的，具有历史性和周期性，外部风险冲击也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余尾效应”的延续。拉长历史的视角，当前世界经济K型复苏特征明显且呈分化态势，背后依然闪烁着金融危机的影子，并叠加疫情大流行的“意外”冲击。
2008年危机前全球范围以房地产为主的信贷扩张形成了信贷周期，推动房地产泡沫同时，加速形成债务周期，对经济增长带来紧缩效应。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发达经济体普遍开启货币闸门，“高压经济学”在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快速恢复同时，也推动以能源为主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房地产等资产估值快速攀升，非金融部门债务上升，金融脆弱性加剧。待经济强劲反弹后，一旦金融条件收紧或疫情反弹导致再度封锁，就可能触发相关的金融脆弱性，对我国的风险外溢加大。
从结构因素看，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镜像反映。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方面，主要体现为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下降，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新变化，投资者、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向。更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供给体系未能跟进，导致过剩与不足并存。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亿、占总人口18.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9亿、占比13.5%。人口向下与债务向上，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背离和扭曲的基础之一。
长期以来一些地产企业盲目扩张，热衷用加杠杆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带动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并诱使资金脱实向虚。一旦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加强，房地产企业销售和回款放缓，融资渠道收窄，债务压力就会陡升。
此外，疫情以来，各国不同程度出现了“金融热、实体冷”，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脱节情况下，如果投资者预期和态度发生变化，风险资产价格可能再度调整，金融脆弱性放大，金融状况可能急剧收紧，从而抑制信贷流向实体经济，对经济复苏造成威胁。特别是，经济下行形势下，金融风险加速“水落石出”，反过来对实体经济形成制约，经济和金融之间形成负向反馈，即“经济下行-违约增多-金融机构收紧贷款-经济紧缩”，经济和金融之间正常的良性循环被打破，经济金融风险形成螺旋式上升，这就是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强化的逻辑。
从内生因素看，当前我国金融风险隐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增长放缓，内需恢复不足，没有形成很好的持续拉动力，使得经济增长容易受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从外生因素看，目前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复苏分化加剧，这种不平衡会加重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引发债务违约，导致金融市场风险承担加剧，并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我国金融安全。同时，经济快速恢复、通胀预期加强使得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加速，外溢冲击加大。今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掀起多轮加息，俄罗斯（5次）、巴西（5次）等央行已多次加息。通常，新兴市场国家大多是国际金融风险的接受者，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收紧之前加息具有防御性特征，但也会带来更多的跨境资本流入，若风险资产价格持续走高，未来出现局部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
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应对金融风险，核心在防控，关键在主动。总体上，需把握四个原则：一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遵循。二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要注重在稳增长基础上防范风险，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化解风险。三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金融业开放，这是防控风险的根本途径。四是不断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这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其一，始终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向。“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当前，无论是深化大型平台经济反垄断，防止不正当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损害消费者利益，还是防范化解个别大型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降低房地产行业风险损失，阻断金融机构信用风险传染，均应遵循“金融为民”“服务实体”的根本方向。
其二，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要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的协调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和降低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调整可能的外溢冲击。统筹长期与短期，兼顾碳减排和稳增长目标，科学设定能耗和减碳目标，平衡操作节奏，尽可能避免无序转型带来的风险波动。
其三，不断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治理水平。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条件下的深刻变革，科技在拓展金融发展的边界和维度同时，也极大拓展了金融风险产生、演变和传染的渠道方式，对监管提出了挑战。要加强监管协调，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行为监管两手抓。完善金融风险监测体系，提高风险预警能力，持续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准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落实金融监管责任，完善监管问责制，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保证金融风险防控“守土有责”。
其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改革开放始终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应围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优化金融功能，提升金融服务。加快完善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建立符合现代公司治理、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银行体系。不断扩大金融开放，在参与竞争中提高防范风险能力。
（作者：马新彬 编辑：陆跃玲）
（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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