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不缺国有企业，我们缺民营企业

“一方面，不要把周期性的波动解释为中国经济长期衰退的开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多的亮点。”

12月19日，在“2023石家庄市产投融资本峰会暨石家庄市资本市场投资顾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发表题为“产投融共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演讲。

在他看来，政府本身不具备发现产业的优势，但是政府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使得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投资基金能够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发展直接投资机制，鼓励创新创业，同时间接融资要分担产业发展的风险.各方面协同共进，才能尽快扭转投资不振、经济低迷的状况，实现长期持续的发展。

以下为现场演讲实录，由投中网进行整理：

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盛会，同时参加我们的石家庄市资本投资顾问委员会。我做不了什么顾问，但这些在资本市场一线真正活跃的基金和金融机构，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市场第一手的信息，他们能够为我们石家庄提出各种好的建议，所以这个顾问委员会还是很有意义。希望顾问委员会能够促进石家庄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产投融协调发展，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也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给我半个小时时间，来谈一谈自己对目前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谈一谈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分析我们目前经济的问题都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适当做一些前瞻判断。第二部分讨论讨论我们产投融共同发展的相关问题，从政府的角度，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做哪些事情。

首先，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很多困难，很多数据也都显得低迷。今年达到5%以上的增长速度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因为去年基数特别低，2024年我们面对很多挑战和考验，要看看我们还能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

我把这张图放在这儿，大家有一个宏观的概念。我们从1978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经济的走势，后面一阶段确实在逐步逐步的下降，但是至到最近几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出现了比较大的振荡。一直到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特别是需求不足，预期走弱，投资机会少。使得整个经济态势低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概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一些短期的因素，周期性的因素。一个周期性的因素，就是我们过去40几年的高增长，积累了很多问题，在高增长过程当中经济过热掩盖了很多问题，也积累了很多问题。这时候经济就会出现调整，这种调整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有泡沫就会破裂，等破裂的时候就会出现危机，会出现衰退。老有人说中国经济40多年高增长是奇迹，其实真正的奇迹是我们40几年高增长没有发生危机，没有发生衰退。负增长才叫衰退。

前些日子去世的巴菲特合伙人芒格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很好的管理了繁荣，但是还要学会怎么管理萧条。萧条指的就是危机，繁荣就是指过热的时候，我们一直用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各种危机，抑制过热，没有大的崩盘，没有大的危机的发生。但是40几年来确实积累了很多问题，包括我们房地产的问题，包括城投债的问题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的下滑和低迷属于周期性的现象，属于一种短期的波动现象。这种现象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我们几十年高增长出现点儿这种问题，不说是正常吧，也不值得有什么大惊小怪。当然，这是个周期性的现象，也不是说这几个月就过去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整。

而这个调整能不能产生好的效果？我们面对的这些周期性的问题会不会发展成为长期低迷的问题？这取决于我们的政策的力度是否到位，我们是不是正确解决了各种问题。如果解决的好，我们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两三年，就度过去，搞不好也可能时间长一点儿。三十年代大萧条也花了十年时间调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也用了四五年才实现了调整。这也是对我们宏观政策的一种考验。

政策合成谬误不是我说的，是中央有关决策研究部门的形容。我们有一段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结果导致了经济的衰退，经济的下滑。最近大家可以注意到中央文件当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过去盲目停贷、压贷、抽贷、断贷等等对产业和宏观经济的伤害。这也是现在经济低迷的重要原因，不可忽视。要看到这些问题，同时要避免这些问题。

现在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怎么来解释现在的低迷。国际上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低迷是长期衰退的开始。从长期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下滑，是不是比以前低了一些，客观上说确实也是比以前低了一些。现在要说我们还能实现7%，8%的增长，已经很不现实了。是因为整个增长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等等这些问题造成的变化。

我们过去40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开放，通过开放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我们有两种相对优势可以利用，实现发展。第一，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优势。我们有一些比较廉价的初级要素，一些资源，我们劳动力比较丰富。因此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实现增长。 

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快就会衰减，这个比较优势很快就会衰减，这个衰减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比较是跟谁比较呢？不是和发达国家的工资比较，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我们从零几年开始，农民工的工资一下子连续五年时间以17%，18%的速度增长以后，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衰减。 

后面就是通过开放，我们学习、引进、消化、吸收，自己做不了的我们可以进口，我们可以买国际上的这些先进的东西。然后我们通过引进资本，引进各种知识，通过学术交流，学到了大量的知识和技术。这在经济学上叫什么呢？叫做知识外溢，叫技术扩散。所以，我们得益于后发优势。

然后就出现了大变局。当我们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我们在有些领域里面接近前沿的时候，有些领域开始有自己自我创新的时候，发达国家开始坐不住了，对我们进行打压以及遏制。遏制的方法非常清楚、非常清晰，就是打你的后发优势。脱钩断供、断链，停止学术交流，限制留学生留学领域，你想想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让你无法再通过开放来吸收其他国家创造的知识和技术，甚至现有的产品、芯片不卖给你，给你断供。这些对我们经济增长有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马上有些企业的增长速度就下降，利润率下降，同时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处是各种卡脖子的问题。大家想想这一定会对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对我们长期增长速度产生负面的影响。 

大家说了，你既然不让我们学习，那我们就自主创新，在这个阶段当你还没有走到前沿的时候，自主创新不是最优选择，它是次优选择，次优选择意味着你的成本比过去高，你增长的代价会比过去高，还会出现像科技烂尾楼这样的事情，这都是成本提升的表现。 

2018年以后，自从中美贸易战之后，从长期的发展来看，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十多年前当我们讨论十三五的时候，我们当时计算过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我们那时候说7%左右。今天上午一个线上的会，就是跟亚洲银行讨论关于“十四五”、“十五五”的问题了，如果现在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的话，大概5%左右，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方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面对自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另一方面，从我们长期增长速度来讲，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下滑。

现在再回到刚才所说的争议上，现在国际上的一大争议，就是学者之间、各个机构之间出现的一个争议，就是目前的低谷是周期性的短期的现象呢？还是长期的低迷，是长期衰退的开始？我个人认为当前的问题主要是短期的问题，主要是周期性的波动的问题，是我们40几年高增长积累起来的一些问题的暴露，我们需要时间来加以调整。

我们还是有很多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待发挥，现在出现一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有信心，不能误读当前的现象。

有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有些人在拿我们中国现在的现象跟日本90年代泡沫破裂以后的情况做对比，好像那时候它有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也有政府债务的问题，跟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很相近，日本后来失去了30年，一个长期的萧条，我们会不会从此后进入一个长期萧条，大家在做这个文章。

客观地看，我们现在的情况跟日本90年代初，80年代末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从短期来看，日本已经在高增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次波动，30年的时间里边经历了8次经济周期，30年的时间里边，15年的时间平均增长速度都是9%、8%、10%，但是有15年的时间它的增长速度低于5%。那么多的周期它都经历了，它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说明问题比较深重，导致后面解决问题的时间比较长，最后出现了30年的低迷。

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日本当时已经是城市化渗透率很高的阶段了，城市化率是77.4%，将近80%，我们现在只有65.4%。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不是60年代、70年代，而是从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到二战之前经历的那个过程，它在60年代以后的高增长是战败国重新崛起，这和我们现在作为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早期、中期是完全不同的经济状态。

再说一点，这一点对我们会有启示，会对我们的宏观政策有启示。现在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债务率80%多，日本当时也是80%多。我们不是跟它现在比，日本这30年它的政府债务率已经到了270%。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指标上，我们有重大的差距。80%，270%，这些比率指的是什么呢？是债务和GDP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到资产负债表，日本政府没太有国有资产。因此如果按照国有资产算，那它的负债率是非常高。而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加在一起，企业的国有资产，金融机构的国有资产，加上一些非生产性的国有资产，加起来有130万亿国有资产。所以如果按照资产负债表来算，我们比它承受能力要大的多的多。

这个启示在于，我们要思考怎么利用好国有资产来应对我们现在面对的各种问题。国有资产是公共资产，公共资产要履行公共职能，公共职能在经济波动这个问题上的职能就是稳定经济。我们动用一些国有资产，动用一些国有的这种机制，来应对现在的问题，包括现在的债务问题。这个不细讲，但是大家可以思考，包括地方政府可以思考，我们面对现在这些房地产债务，城投债等等，我们怎么去化解这种矛盾，怎么把我们现在的资产真正用起来，来支撑进一步的增长。

这一块我只想多讲一句，运用国有资产的机制，过去有些情况下我们用国有资产，国有企业为一些市场机制，市场的问题进行纾困，解决问题，把一些民营企业收归国有，就变成了国有企业。如果我们用好资本市场，我们用好投资基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用基金的方法纾困。把它整理干净以后，把它这些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再放回市场，让它继续作为一个民营经济来发挥作用。 

我们中国不缺国有企业，我们缺民营企业，缺用自己的资本去冒险的民营企业。出了问题也是跟冒险有关系吧。我们不要再把它都变成国有企业，我们帮它解决完问题之后再把它放到社会上去。这块多讲一句，也不具体讲了。 

一方面前面说了，它是一种周期性的变化，不要把周期性的波动解释为中国经济长期衰退的一个开始，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多的亮点。 

电动汽车出口涨势这么凶猛，我们中国电动汽车出口今年成为世界第一，这是我们经济学者两三年前都不敢想象的事情。我最近刚去访问过美国和欧洲，发现我们的各种新能源的技术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巨大的成本优势。欧盟现在要启动对我们新能源技术的市场调查，我们的补贴早就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因技术进步导致了成本的下降。

我们的AI，尽管这一轮因为Chat GPT落后了一块，但是仍然在第一梯队。我们的生物制药是石家庄的强项，中国的生物制药在国际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创新药我们当然跟美国比不上，但是我们已经超过了欧企和日企，在世界上占有了很大的比重。我们的制造业势力雄厚，包括我们的信息制造高科技的制造业，在国际上越来越具有领先的地位。出口也很强劲，过去我们只是劳动力的优势，现在开始具有人力资本的优势。为什么这些研发机构都要在中国建？因为中国每年毕业五百万以上的工程师。

最近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区域发展过程当中，内陆地方二三线城市增长的势头快于那些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有些企业现在正在外迁到其他国家去，大家觉得很可惜。但是这一轮下来，我们可以仔细分析分析，很多企业不是外迁，是内迁，迁到了中西部，迁到了二三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的增长速度快于沿海地区大城市，也不是说大城市就没有后劲了，但是二三线城市内陆地区的增长潜力开始在发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以前老是说两个中国，一个是沿海地区的已经发达起来的中国，一个是内陆地区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的地区。如果内陆地区发展势头上来了，潜力开始发挥了，它其实起到一个接力棒的作用，这是中国的一个韧性和潜在能力的体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群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京津冀城市群是，最早通过雄安新区的建设，最早被中央肯定的一个城市群，然后是大湾区、珠三角，然后是长三角，成渝城市带。现在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市群正在崛起，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城市群的发展，克服了我们过去城市化进程中片面强调中小城市发展，而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战略偏差。拼命鼓励小城市发展，给小城市无限供地，结果小城市盖了房子，人走了，我们现在很多房地产的问题都是从小城市开始暴雷，因为它卖不出去，人到大城市去了。你又限制大城市发展，就是和城市化的规律，人口迁移的功率违背了这些规律。现在通过发展城市群，在一个区域里边，通过基础设施的联通，使得中小城市能为大城市提供空间的互补。大城市没有空间了，大城市一直限制它发展，不给地，但是中小城市有地，提供空间的互补，大城市对中小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互补，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这使得在更大的区域内部，大中小城市甚至加上当地的农村，可以联动发展，为城市化、工业化创造更大的空间，挖掘更大的潜力。 

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要想实现继续发展城市化，大城市的城市群的发展是必由之路。现在为什么需求不振，各方面原因都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农民工又返回去了，农民工返回乡村从高工资的就业回到低收入的就业，从高效率的产业就业又退到了比较低技术的低效率的产业，从趋势来讲这是不符合长期发展趋势的。能让他们在大城市留下，使更多的人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增加收入，增加消费，我们才可能有消费的增长。因此，怎么做好城市化，打好这张牌，通过城市群的发展实现我们下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最后说一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企业外迁问题。企业外迁相应讲的主要是在地缘政治的大变局的情况下，我们企业提前实现跨国化。这种提前实现跨国化，这种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出口增加，而且使这些企业在国内的生产能力得以继续发挥利用，一定意义上也会促进中国今后的发展。 

最后有一点时间我再讲讲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产投融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一说到这个问题，说到资本投资，说到资本市场，往往首先特别说到脱虚向实，为产业增长服务的话。但是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的优势不在于你能够想象出或者是规定出什么样产业的发展，政府的优势在于能不能为投资的发展，为市场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政府是提供公共品的，至于发展哪个产业，哪个产业在下一轮里有机会，这些是产业当中的各种企业和我们投资基金等等需要考虑的事情。 

政府本身不具备发现产业的优势，但是政府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使得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投资基金能够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发现产业，发展产业。所以我们政府首先想的是怎么改善制度和政策的环境。在这个问题当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制度政策环境可不是登记注册方便这一件事。投资是一个长过程，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长过程，从投资开始到立项，到产出，要销售，到后面能不能盈利，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生命周期。我们怎么在这么长的生命周期当中，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做到提供一个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包括产权保护，一般意义上的财富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市场的公平竞争，包括我们的依法办事，办法我们通过在各个环节上进行改进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包括政府成本，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有些地区之所以吸收不到投资，是因为去的时候很好，登记注册都很快，都很方便，然后你投资了，建厂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关起门来打狗，使你最后没法盈利，一个周期可以过去，后面就没有人再来了。

第二，从直接融资的角度来讲，如何发挥产业基金的作用？今天我们开这个会特别好，我们成立投资顾问委员会，这就对了。发展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不在于后面的上市，而在于有人从天使投资开始，到风险投资，一直到私募股权基金等等，不断有投资者在市场上不断发现新的项目，发现新的产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一个话题，除了一般的民营的这种投资基金之外，我们如何发挥好国有资产的作用，把国有的一些资产通过基金的方式给它用活，而不是再去通过并购变成国有企业，使得整个市场发展起来，使得国有和民营的各种经济共同发展。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最后是关于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不是直接投资，但是它对企业的增长，对企业未来盈利前景起到重要的作用。最近的一些中央文件值得去好好的研究研究。中央文件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多年来提的一些问题正在被重视。我们的银行这些年是做了很多规避风险的事情，但是是不是有点把风险都推给别人的嫌疑。最近中央特别强调要给产业、企业增加信用贷款。过去我们几乎没有信用贷款了，全得抵押。抵押率很低，一个土地的抵押率是50%，意思就是说房地产跌50%银行才有风险，这就不是和企业和产业分担风险的做法，而是完全推给别人。有的时候突然断贷、抽贷、压贷，把这个风险盖子揭开了，把本来可以逐步化解的风险都变成了现实的危机。

所以我们金融机构、产业投资资金一定是和企业分担风险的，引导基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和企业，和其他投资资金分担风险的。大家去投这个产业了，政府再补一块基金，我们去跟它分担风险，然后等到它发展之后，我们政府的引导基金再退出，这样的机制其实都是分担风险的机制。

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词叫产投融共进，大家协调发展，大家一起去盈利，一起分担风险，而不是把风险都分给别人。

概括一下，就是我们政府要积极作为，改善产业发展和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而扭转投资和企业家们预期不振的情况。不是说做了这些事儿预期马上就振了，预期不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策的合成谬误，是一些制度上的缺陷，这是我们政府需要下力气做的事情。发展直接投资机制，鼓励创新创业，有更多的资源脱需向实，这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投资资金的作用。间接融资要分担产业发展的风险，各方面协同共进，才能尽快扭转投资不振、经济低迷的状况，实现长期持续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在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产投融的生态的建设，这个生态的建设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实现长期的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又作为一个新的口号提出来了，怎么实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要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通过我们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把这些实事做到。

个人书生之见，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