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副总理提到的“鲍莫尔病”，浙江如何应对？

9月26日，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视频方式出席，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刘鹤指出，世界各国要共同维护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坚持科技伦理，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真正保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创新，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刘鹤副总理提到的“鲍莫尔病”是什么？涌金君为此采访了嘉兴学院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共同富裕研究院执行院长文雁兵。

涌金君：您能否解释一下，何为“鲍莫尔病”？

文雁兵：“鲍莫尔病”通俗来说是指在经济发展中，不同产业或经济部门由于生产率差异出现的发展不平衡或非均衡发展经济现象。

具体表现为生产率高的“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和生产率低的“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在发展潜力、生产成本、社会价值等方面出现巨大差异，前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支撑和未来希望，后者则需要转型、升级、改造。

涌金君：当今社会，比较明显的“鲍莫尔病“现象有哪些？

文雁兵：我们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举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比重是超过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在这一阶段，服务业增长更快，而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增长则相对放缓，甚至停滞。

这里我们说的“增长”，核心指标是生产率，当然经济指标例如产业规模、总产值、人均GDP、从业人员、产业成本、技术水平、要素投入等，都要考虑在内。在这些指标上，服务业超过制造业，先进制造业超过传统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超过传统服务业，前者是“进步部门”，后者是“停滞部门”，就是“鲍莫尔病”的典型表现。

还有一个大家更加熟悉的例子——我们经常提到的“线上经济”和“实体经济”。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两种不同的商业模式，但其实是具有不同发展效率的两个经济部门。

线上经济在信息传递、交易成本、产品价格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所以线上经济越发达，生产效率更高，交易规模越大，与之相关联的线下经济受到的冲击和挤压就越厉害，这也是典型的“鲍莫尔病“现象。

涌金君：在浙江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您对于克服“鲍莫尔病”有什么建议？

文雁兵：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和强省，民营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不同产业或行业支撑。之前我们的民营经济主要依靠传统制造业，“低、小、散、乱”曾是典型特征，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传统制造业既受到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文明等先进生产力在业态、模式、产品等各方面的冲击，又受到产业内部先进制造业在技术、效率、质量等方面的冲击。因此，如何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朝着“高、精、尖、特”方向提质增效，是浙江面临的重大命题。

数字化改革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它背后隐藏着很高的成本和诸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要在探索和推进过程中格外小心，把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协调推进，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产业有机融合。

另一个手段是提质增效，在新品研发、业务流程再造、研发设计投入、品牌打造等方面发力，努力提升传统产业和企业的品牌价值、利润率、产品质量，形成产业链条上的隐形冠军、单项冠军。浙江非常重视制造业质量提升工作，比如长期实施和坚持的“品字标”工程，不断提升浙江制造的水平和价值。

最后一个手段是积极转型。一些传统行业、产品在数字经济、“双碳”革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的大趋势下确实不再适合继续投入和发展，要及时转型和转向。

总之，针对浙江省以民营经济为重点的特征，解决鲍莫尔病的方向是：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中介等等)的同时，努力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发展先进制造业。

涌金君：刘鹤副总理提到克服“鲍莫尔病”，您认为应该如何解读？

文雁兵：刘鹤副总理之所以强调“鲍莫尔病“，我个人理解，是引导人们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能够关注以下命题 ：

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相对传统经济的优势凸显，传统经济如何突围？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传统经济既有一定刺激作用，也有一定程度的挤压。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改造提升传统行业，甚至是那些举步维艰的、即将消失的行业，这是值得在大会上探讨的。

在数字经济内部，落后者如何在竞争中找到成长路径？

数字技术本身内部也存在“鲍莫尔病”所呈现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头部企业基于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发展飞速，相对的，一些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就非常小。

因此，互联网大会上，各个主体可以思考如何在数字经济的产业内部维护市场生态，优化行业环境。

按照全球历史发展规律，如何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布局下一代革命的优势？

刘鹤副总理提到“鲍莫尔病”，也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从工业革命到产业革命，再到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我们需要居安思危，在下一次技术革命到来前，因势利导、布局更先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