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再度提及“公募造星”，去明星化已成行业共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公募造星时代或将终结。

3月15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文件指出，公募需摒弃明星基金经理现象，强化“平台型、团队制、一体化、多策略”投研体系建设。

实际上，摒弃明星基金经理一事，监管在两年前便曾提及。

2022年4月26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公募基金应引导基金管理人构建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系，提高投研人员占比，完善投研人员梯队培养计划，做好投研能力的积累与传承，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

蓝鲸财经从业内获悉，近年来，“去明星化”已成为行业共识。为此，各公司主要有两大动作：一方面，搭建、整合投资团队，另一方面，为明星基金经理减负。

据悉，最近一年，多家公募都对投资团队做了调整，以实现投资的体系化。例如，2023年12月，中欧基金便组建了多资产团队，该团队集合了一批背景各异的基金经理，包括做权益的许文星、做固收的华李成等。董事长窦玉明此前曾公开表示，基金行业需要改变投资方式，从过去“强调个人”转向“更加强调团队”。

大成基金则是打造了“投研一体化小组” ，把研究对外分成周期组、科技组、制造组、消费组、医药组和宏观策略组六组，每组由牵头基金经理带领和帮助研究员成长。“团队的稳定性要高于个人，系统化投资的稳定性要强于个人操作，而专业化的投资分工能带来更强的安全性。”富达基金如是说道。

加强系统化决策的同时，明星基金经理们也开启了“卸任潮”。仅2023年，便有包括兴证全球谢治宇、中欧葛兰、信达澳亚冯明远在内的多位明星基金经理，减少了在管产品数量。鹏华王宗合、诺安蔡嵩松则是卸任了所有产品。

具体来看，王宗合因身体原因已卸任所有产品，并辞任公司副总经理，此前他曾顶格管理10只产品，管理规模最高曾达到554亿元；葛兰在2023年9月卸任了中欧阿尔法等两只基金，目前管理规模为573亿元；冯明远在2023年卸任了5只基金，在管基金减少至4只。

截止2023年四季度末，管理规模在500亿以上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仅剩三位：张坤（654.74亿）、葛兰（573.46亿）、刘彦春（538.57亿）。

2020年，权益市场走强，公募开启“造星运动”。然而，随着行情的逐渐瓦解，造星大潮退去，只留下无尽的伤害：作为打工人的基金经理，规模扩张带来业绩压力；作为消费者的持有人，高位发行必然带来亏损；而立于信任之上的资管行业，更是风评被害。

面对规模的扩张，部分基金经理曾如实透露了压力与恐慌。2020年上半年，周应波管理的中欧时代先锋规模扩张，逼近200亿，他在半年报中表示，“二季度我们稳定了基金管理规模，尽管市场新基金发行火热，但我们还是希望，一是聚焦自身选股能力的打磨，二是聚焦现有已经很大规模的基金管理工作。”

尽管已明确表达规模太大，但2020年10月，周应波又被聘任管理两只新产品，这也使得他管理规模直接翻番，困扰再度升级。在三季报里，周应波诚实地反省道：“我们经历了数个季度的规模扩大持续挑战，回头来看有诸多应对失当之处。”2022年3月，周应波离开了中欧基金，同月创建了运舟私募。

而造星更是对持有人伤害颇多。2020年，权益市场走强，公募出圈，部分基金公司趁机高位发行，套牢一批持有人。规模是业绩的敌人，叠加上高位发行，2020年的明星基金纷纷大幅亏损：最近三年，易方达蓝筹精选下跌39%、中欧医疗健康下跌47%、鹏华匠心精选下跌30%。

值得注意的是，明星基金经理卸任后，部分基金公司对接替者的筛选并不用心。例如，大成基金的中生代选手谢家乐，卸任5只产品，接任者共3人，投资年限都在两年内，任期业绩也都比较难看。接替大成北交所两年定开的是哲学博士朱倩，2021年11月至2023年7月，朱倩曾管理大成蓝筹稳健，任期业绩为-21.47%，历史业绩大幅跑输基准。

2020年，权益市场走强，公募开启“造星运动”，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成为卖点。2023年，ETF大爆发，被动产品因系统化、去个人化受到追捧。“ETF是被动追踪，没有客诉压力，也没有基金经理调仓换股的道德风险。”一位公募人士曾如是说。